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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类如何远离瘟疫
2020-02-05 14:08:00  来源:中国纪检监察报

  

  中信出版集团

  《瘟疫与人》从瘟疫的角度,由史前时代写至上世纪前半叶,详实探讨瘟疫如何肆虐欧洲、亚洲、非洲等文明发源地,又如何塑造了不同的文明。

  当我们主动探索人类与瘟疫的关系时,须知,我们既非全然无过的受害者,亦非智谋无双的主宰者。生态兴则文明兴、生态衰则文明衰。人类文明进步无疑要处理好人与人、人与自然这两个最基本的关系。

  1492年,哥伦布登陆美洲,从此有了新、旧大陆之称,对生态环境的改变更是天翻地覆。环境史学者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率先提出了“物种大交换”的说法,创作了《哥伦布大交换: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》一书。物种交换固非一蹴而就,迁移需要时间,况且还有人的好恶渗透其中。然而有一桩迁移却迅速、猛烈、不受干预地发生了,那就是瘟疫的迁移。

  事实上,近代学者大多认同,欧洲人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征服美洲,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瘟疫。欧洲虽有领先的枪炮、钢铁,印第安人却也不乏激烈、顽强的抗争,何至于即刻缴械、溃不成军?瘟疫很好地解释了这个问题:印第安人不仅在身体上饱受瘟疫摧残,被加诸巨大的疼痛;更在精神上备受折磨,消磨斗志——他们困惑:为何这些外来的欧洲人鲜遭疫病之灾?难道真的是诸神遗弃了印第安人?

  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也留意到这个问题,并解答了印第安人的困惑。在他的著作《瘟疫与人》开篇,重现了西班牙人如幽灵般降临美洲大陆的一幕。西班牙人不自觉地使用了“生物武器”,看不见的寄生物经由空气在印第安人之间传播。以今日所知,有些寄生物容易感染体弱的宿主,譬如流感“偏爱”老人和小孩;但来自欧洲的寄生物迫不及待地深入新大陆,则是因为那里罕有它们的同伴,如同一滴落在清水中的颜料,瞬间扩散开来,麦克尼尔形象地称之为“梯度寄生”。之所以会存在梯度寄生现象,是因为环境对寄生物的影响巨大。大体来说,寒冷、干燥的气候会降低物种多样性,亦即能够入侵人体的寄生物数量和种类偏少;同时,低温度、短日照又会使寄生物在宿主之间的转移变得困难。因此,在新旧大陆相互隔离的时代,新大陆上的寄生物相当有限,印第安人的免疫系统鲜少被进犯。旧大陆的情况刚好相反,活跃的寄生物已把欧洲人的身体“磨炼”得见怪不怪了,他们“记得”自己感染过的寄生物们。就像麦克尼尔总结的,“一个社会的疫病越多,其传染的破坏越小”,携带着寄生物来到新大陆的西班牙人或只是轻微抱恙,却触发了印第安人死伤惨重的噩梦。

  纵使欧洲人早早用瘟疫铺平了征服之路,纵使今时今日有人专门研究生物武器,人类仍不敢妄称掌控了瘟疫。这一方面是因为,瘟疫跟诸多环境因素有关,些微细节的改变就可能左右瘟疫的爆发。最有名的例子,莫过于17世纪伦敦大规模爆发的鼠疫,它跟横流的城市污水有关。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也会间接引发瘟疫,譬如,砍伐森林以供耕种,曾加剧了疟蚊滋生,肆虐非洲的疟疾即是因此而来。另一方面,寄生物本身也在发生变化,以确保自身的繁衍,人类往往只能亦步亦趋。譬如,流感病毒会频繁变异,科学家必须不断研发新的疫苗见招拆招。由是,便不难理解,为何新的疫病或寄生物变体出现时,我们会全民皆兵了——倘若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,那人类在与瘟疫之役中并无胜算。

  更甚者,人类还在瘟疫之役中触发了新的问题,间或自食恶果。譬如二战刚刚结束时,DDT被视为灵丹妙药,大肆使用。表面上,昆虫被毒死,有助于阻断昆虫传播的疟疾,貌似可大大缓解疫病之扰。可是,化学品同样会污染水源,会通过食物链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,乃至出现蕾切尔卡逊指控的“寂静的春天”,实非我们期望的安宁环境。而随着卫生水平的提高,今日频繁侵扰我们的问题完全悖于经验和直觉:向时,人们清洁河道、整治空气、驱逐蚊蚋、保障充裕的物资和卫生设施来抵制瘟疫;可到头来,过度清洁却引发了新的健康问题,多与脆弱的免疫系统有关——某些过去发生在婴儿身上、不甚严重的传染病,可促进免疫系统的成熟,现在虽匿迹于儿童,却发生在了谨小慎微的成人身上,且如洪水猛兽。还有越来越受到关注的过敏问题,衍生出了“卫生假说”,像旧时代的儿童一样适度接触土壤和灰尘,反倒有益。真是有点讽刺,生活在人造的“清洁”环境中,竭力避免与寄生物的接触,岂非人为隔离出“新大陆”,愈发变得不堪一击?自顾不暇的人类却撩拨起寄生物的触须,生物武器或将人类卷入无底深渊,想独善其身,焉知不会自取灭亡?

  在《瘟疫与人》中,麦克尼尔指出,无论在过去还是将来,人与寄生物始终处于动态平衡——“可被预期的不是稳定,而是一系列激烈的变化和突发的震荡”。寄生物跟其他生物一样,是生态链当中的一环,会层层影响到其他物种;但跟其他生物不同的是,寄生物还表现出跟它的小身量截然相反的巨大力量,即便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人类都无法对它视而不见。寄生物的生存必须依赖其他物种,所以其他物种(比如人类)数量增减会影响寄生物的生存,这点并不奇怪。出人意料的是,寄生物还会反过来调控其他物种的数量,不同于猛兽捕食小动物那样的不知节制,寄生物似乎很懂得“放长线钓大鱼”,将人口控制在一个适宜的区间内。

  多少世代以来,人类和寄生物经历了长期的相互调适,或许并不是为了在战役中拼得你死我活,而是在寻找双方“共容共存的相互适应模式”。但这不能一劳永逸。环境的变化、人类的活动,包括观念和制度的改变,都可能冲击短暂适应的模式——就像哥伦布登上新大陆的一瞬,拉开了物种大交换的帷幕,人类的历史随之改写,寄生物也摩拳擦掌调整策略。

  医学的发展、生活品质的提高,看似是为我们增添了筹码,在复杂的变量面前,也不能一概而论,过于乐观。近几十年来,令人谈之色变的瘟疫仍不乏来者。普利策奖作品《逼近的瘟疫》就探讨了马尔堡、埃博拉、猪流感等恐怖的病毒,作者把它们跟城市生活、美国建国纪念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、瘾品等问题联系起来,可见单纯将攻克疫病作为一个医学难题是不够的。当我们主动探索人类与瘟疫的关系时,须知,我们既非全然无过的受害者,亦非智谋无双的主宰者。莫测的瘟疫,俟我们与环境握手言欢。(乐倚萍)

作者:乐倚萍  编辑:绪研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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